蔡昉：制造业“未富先老”来得太早 粤港澳大湾区优势还未结束

原标题：蔡昉：制造业“未富先老”来得太早，粤港澳大湾区优势还未结束

　　“中国制造业遇到了‘未富先老’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富裕的时候，制造业就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萎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1月11日于佛山举行的2020中国制造论坛上如是说。

　　他在会上直言，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长期发展趋势而言一定是呈“倒U曲线”，即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到达最高值后一定会出现下降趋势。他拿美国、日本、阿根廷、巴西制造业情况与中国进行了对比。

　　例如，美国是1953年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随后就开始下降，而1953年美国的人均GDP按现在可比价格计算超过1.6万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只占7%；而日本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大概是在1970年左右从最高点开始向下降，当时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8万美元，其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了19%。

　　“这意味着美国、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其制造业比重的下降是以制造业的高端化为前提的。”蔡昉总结道。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比后他发现，阿根廷、巴西与中国等中等收入国家，其制造业占GDP比重在他们还未富裕起来之前就呈现了下降趋势。

　　2006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当时高达27%，但自2006年开始也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且至今仍有下降趋势。

　　“‘倒U曲线’变化趋势对于制造业而言可能是一个规律，但任何规律都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地点发生才是规律，否则早熟可能就是‘未富先老’。很显然中国制造业‘未富先老’趋势来得太早了。”蔡昉分析，中国制造业过早下降是与人口有关系的，劳动力过早出现短缺，工资上涨太快，降低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制造业比重过早下降有何坏处？

　　蔡昉在论坛上表示，决定制造业发展优势的，一是比较优势，即劳动力成本；再有就是规模经济和聚集效应。“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不能靠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投入来发展的，必须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例如，当成本效应大于聚集效应时，土地的价格、劳动力的成本就决定了制造业往哪里走，过去几年发生的制造业由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即遵循了这一规律。

　　但是这个趋势并不是注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也可以决定制造业的布局。例如，更好的基础设施、人才、技术和产业的配套能力，这些要素和比较优势因素共同决定了制造业还会继续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在蔡昉看来，当有新的聚集效应发挥作用时，就会吸引制造业重新聚集，同时升级换代。

　　“很显然，包括佛山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是联系着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经济体，我们的劳动力转移优势还没有结束。”蔡昉认为，中国仍然有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而这个转移，给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时间窗口。

　　他还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制造业和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就不会有中等收入群体。尤其在当前全球化逆转时期，两极化也会越来越严重。因此他建议，既要利用好聚集效应优势，又要运用好人口红利这一比较优势，争取足够的时间升级换代，将制造业提升至更高的价值链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