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红：全球产业链将发生哪些改变？

原标题：王晓红：疫情催化下全球产业链将发生哪些改变？

　　疫情带来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是大概率事件。通过这次疫情，发达国家认为对中国的依赖性太大，这是由发达国家的药品、口罩等防疫物资短缺所引起的，这些产品主要来自中国。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并没有严格的防控措施，也非常不在意，然而疫情非常凶猛，很快口罩也不够了，药品也不够了，而主要药品生产基地都在中国，他们认为对中国的依赖性太强，因此出现了要求企业撤离中国的呼声。那么，成本的上升，加上产业链面临的搬迁压力，产业链会不会有断裂风险，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迁移，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看这个问题。第一是最初综合成本的上升导致的产业链转移。像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去美国设玻璃厂，主要属于自身成本上升导致的产业链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测算显示，中国和美国在成本上比较，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贷成本是美国的2.4倍，天然气的成本是美国2倍以上，能源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这些综合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搬迁。当然，曹德旺也遇到了问题，去了美国之后招不到熟练工人。这说明，仅仅考虑成本还不够，还要有生产力，这些是企业生存的综合因素。

　　从转移的目的地来看，目前主要的转移目的地还是在南亚、东南亚等地，这与这些地方的开放度非常相关。这些国家与地区普遍具有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印度的经济特区，“五免五减”；越南对电子信息、鞋帽、服装这些产业，有10%到15%的所得税优惠。前年我到访非洲时发现，非洲的政策也非常优惠，对全球的产业转移，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能源、汽车制造业等等全部接纳。我去了尼日利亚、加纳、埃及、冈比亚，主要是针对怎么样共建“一带一路”，转移我们的产能进行产业合作、投资。发展中国家现在都在大量承接产业转移，这些地方在未来很可能是主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因为他们具备良好的成本优势。很多国家的企业选择到这些国家投资，说明成本上升和结构的调整带动了产业转移。

　　第二，贸易摩擦导致产业加速转移。这些转移出去的产业，有些并非我们所期望的。2018年贸易摩擦刚刚发生的时候，白宫经济学家就提出要摆脱跟中国供应链的依存关系。如今，美国的战略布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非常典型的是向南亚和东南亚布局，印度是美国在将来产业转移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因为印度的成本很低。近期我问了一些软件企业，同样一个软件工程师，我们要支付的工资水平相当于印度的两倍多。印度的软件业发展很好，但是他的工资水平跟菲律宾、越南这些地方差不多，可见人力成本竞争力是很强的，而且其软件信息产业的技术优势也是上升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讲，越南、菲律宾、印尼、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未来企业转移的目的地。

　　去年，中国的外贸虽然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增长。可见，企业和产业转移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快。因为企业在任何一个地方的经营，都要考虑产业链配套的优势、成本的优势，还有大量的技术工人支持等等，企业的转移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凡是国内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些外资企业，它的根植性都比较好。我在苏州工业园区调研期间发现，像艾默生这样的企业，在中国生存了很多年，已经形成了上下游非常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基本上不太有搬迁的意愿。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产业链的转移，对此应当高度重视。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同比下降11.4%。货物贸易的出口比服务贸易的出口表现差，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表现差，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资本技术密集型表现差。货物出口下降主要是因为制造业的影响，相比之下，服务贸易出口下降相对较少，主要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挥的作用。产业链越长，抗击风险的能力越强。1-3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2161.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8%，这也是预期之内的，疫情之下，全球外资负增长是预料之内，跨国公司会收紧投资，尽可能地减少风险，这是跨国投资一个共性特征。但是高技术使用外资的比例增长了15.5%，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专业技术服务都分别增长了28.5%、62.4%、95%，可以看出，中国具有结构优势，中国的结构确实在转型。现在真正的红利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比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多，这有利于中国去承接高端产业、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一些服务业。

　　至于会不会产生大规模的企业搬迁？我认为，会有企业搬迁的个案，但是大规模的搬迁短期之内还不至于出现，企业搬到其他的国家，建厂房、招工、产业链的构建等成本是非常昂贵的，企业要赚钱，就不能不算账。目前，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配套能力，营商环境都是向好的，尤其产业链、供应链配套的优势，充分体现出制造业的优势，营商环境在改善，所以短期之内不太会出现大规模的搬迁。

　　从产业集群来看，区域的配套能力要强，产业链完整，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强，这个是很重要的特点。比如深圳的手机设计，从手机材料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等，整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珠三角都可以找到，仅仅是设计各种分类都非常细，分为结构、外观、功能设计等。设计服务提供商设计好后很快就会有企业制作，很快就会有销售渠道销售。所以一个新产品从设计研发到制造、走向市场，速度非常快，这是中国具有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我认为，在未来保持住这种优势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将来是不是比现在更好，能不能够和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市场准入是否更加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能否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减税降费降低成本等措施能不能落地，这些都是营造营商环境非常重要的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于营商环境的打造非常重要。我们的体制、市场环境如果完全不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对接，时间长了，外资会慢慢流失，因为产业链和供应链不仅仅由中国企业来完成的，它实际上是内外资企业共同完成的。比如，一个大型在华跨国公司，其上下游产业链有很多国内企业配套，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系是中国和世界相互融合的一种关系。一个龙头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与供应链中有许多是中国本土企业，如果龙头企业走了，这些配套企业为谁去服务？这个问题一定要高度重视。产业链和供应链关系虽然是在国内，但它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全球化的。中国在海外投资是融入全球产业链，在国内实际上也是一样。所以，产业链、供应链和营商环境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产业链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完整的配套能力，取决于营商环境好与不好，营商环境越好，产业链和供应链配套能力更强，外商越不会迁走。

　　国际上的产业链转移，最典型的模式是日本。日本的跨国公司集群投资带动产业链转移的模式，是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模式，由龙头企业引领。比如，丰田带动它的配套企业跟进。集群式的投资，对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当然，我们更希望，跨国公司过来以后，上下游的产业链中能有更多国内企业为其配套，这是提高根植性非常重要的方面。

　　疫情虽然是短暂的，但将会非常深刻地影响全球化进程和格局的变化，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变化，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我们的制造业体系非常完备和发达，发达国家就感觉到了不安，感觉到了产业安全对他们的影响，就要考虑战略布局调整。一方面是让企业回到本土，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可能并不是高精尖，也可能是生活必需物资，制药、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制造业都有可能。我认为这种改变完全有可能实现，工业4.0时代的智能制造已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要素配置、竞争优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回到本土的。另外是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为的是避免风险，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发达国家未来将在哪些领域可能进行产业链再造？我认为一是高技术产业，我们可能会面临更为严重的技术封锁。二是安全领域，比如生活必需品、原料药等，都存在产业链再造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的产业链该怎样取舍？产业链一定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主的产业链。越是技术复杂的高技术行业产业链会越长，分工会越细，通常由多个国家来完成。比如计算机、飞机、汽车。我们期待的所谓完全封闭式的内循环是不可能的。人力资本优势、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国家安全需要等，这几个方面仍然是产业链取舍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