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幻”的城市处处都是闪光点

原标题：“奇幻”的城市处处都是闪光点

　　上海的青年作家群体中，沈大成是很特别的。她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工作和生活都在上海。就上海而言，她是一个“单极”作家。和那些外来作家相比，从小到大生活在一座城市的人，看待这座城市的视角显然会有不同。像沈大成这样的上海本地作家，她看待上海更应该有历史的纵深。

　　在她看来，上海这几十年固然发生了巨变，这是一座变化中的城市，但也有一些很固定的特质。在沈大成眼里，上海是奇幻的，因其大，因其包容，每天都有各种可能性在这里发生。这种层出不穷的可能性，产生了一种奇幻感，让很多真实的东西都变得虚幻和奇妙。沈大成在这份奇幻中备受滋养。这成了她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灵感源泉和风格。所以她称自己是“上海的奇幻小说家”。“在上海写作很舒适。”她说，能在这座城市里从事写作，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幸福所在。

　　上海给我的写作触发点是她的“奇幻”

　　青年报：这次《上海故事》选中你的《阁楼小说家》，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沈大成：可能是因为作品的奇幻色彩吧。

　　我2016年进入绍兴路上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从此过上了规律的生活，也就开始规律地创作短篇小说。《阁楼小说家》写的也是一个和出版社有关的故事。

　　青年报：这部小说严格上讲带着一点奇幻色彩，在你眼里，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上海的话，会用什么词？

　　沈大成：这部小说确实是我借用了上海的一些老房子、老马路、老环境而写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著名作家都是在上海的阁楼里写出那些著名作品的，在那方寸之间，他们一定也是经过很多次蜕变和自我突破，才写出了那些作品。如果我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另外一座城市，那我写出来的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上海当然是一座能够给作家创作灵感的城市。在我眼里，它给我的触发点就是“奇幻”。我一方面觉得上海人特老实，总是踏踏实实地在上班下班、结婚生子、买房子、还贷款，很少出现人生的纰漏。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上海很大，又充满了奇幻性。我每天都是坐地铁通勤的。我总是在想，怎么我以前认识的人再也无法在地铁上相遇？真是很奇怪呢！不是人们都在踏踏实实地过生活吗？怎么又会那么容易地突然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呢？我经常会在一些老房子门口看到一些老人，谁知道他们背后没有一些奇幻的故事呢？上海是一座可以提供各种可能性的城市。

　　在上海写作很舒适

　　青年报：在上海的青年作家中，你是比较独特的，你生于上海、成长于上海，现在工作生活又在上海。你是一个可以用时间坐标去定义上海的作家。在你看来，现在的上海和你小时候的上海有什么不同？

　　沈大成：我小时候是住在徐家汇港汇广场那一带的。在港汇建成之前，那里是一片石库门房子，不过比后来被推崇成标准的石库门房子要破旧得多。港汇建成之后，那里成了高档商场和写字楼。有一阵我经常从那里路过，我就在想，这真是好魔幻啊，那样一片破旧的房子一下子就变成了很新的高楼大厦了。原来住在那里的市井的人们，一下子就换成了西装革履的顾客或者金领。过去连接徐家汇的肇嘉浜路两旁都种满了夹竹桃，和现在相比，也是完全两个样子的。后来我搬到了闵行区去住。在那儿也感受到了上海的巨变。

　　青年报：写作在上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沈大成：上海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很舒适，我很知道到哪里可以遇见便利店，也知道两个不同品牌的便利店他们的盒饭有什么区别。我现在很少打车，也没有私家车，公共交通几乎就可以满足我的一切出行需求。

　　写作在上海也是十分舒适的。比如我要是感觉有点写不出，我就去马路上观察一下别人，就对我很有启发。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旅居漂泊，一种就是长住一地，我就属于后者，上海是一个能让我很安心进行创作的地方。

　　上海还是有很多“野眼”可以看的。过去我早上都会经过文化广场，那里总有一些中老年人在跳广场舞，我总会停下来看一会儿，觉得很有生活气息。晚上再经过文化广场的时候，跳广场舞的人不见了，换成了一批遛狗的人。有的人遛的都是小型犬，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切磋，这样七八个人聚在一起，周围是七八只狗。我在上海的马路上可以看到各种人。比如昨天我看到一对外地来的夫妻，他们在想办法将三五个体积很大的塑料包捆扎在电动车上，我就停下来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包裹固定住。讨生活的人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些都会给我的创作提供灵感。

　　青年报：最近在写什么？

　　沈大成：我今年一月份还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我一直都在写。我主要是给《萌芽》写，写得多了就攒一本书出来。没有什么大动作，就是细水长流地去写一些短篇。这也是写作在上海的一种舒适感。

　　作家自述

　　我一直在上海，出生、读书、工作，待着也不烦。我没有很喜欢旅游，疫情以来却有点懊悔，早知道现在不方便到处走，以前应该多去一点地方的。一个地方之所以是它自己，是因为其他地方也是它们各自的自己，而且彼此相关，如果相互断了关系，那么，这个地方就算还是它自己，也仅仅顶着一个僵硬的概念。真希望回归正常秩序。外国、外地的朋友问，“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我都回答“十年”，有时候说“十二年”。我是开玩笑的，希望早日在上海，也在其他地方再相见。

　　好消息是上海在复苏了，又有点回到我熟悉中的样子，今天看到上海文化广场外面停了一辆红色的大车，许多头戴白色安全帽的工人在往下搬运搭建舞台用的桁架。演出又开始了。早晚地铁上的人流、晚上的演出、夏天的电影节和书展、阿姨妈妈们在时髦的新店里喝咖啡、下午聚集在学校门口的家长群，就是熟悉的上海气息。

　　《The Book of Shanghai》里有一篇我写的《阁楼小说家》，这篇小说里的环境，我参考的是绍兴路、陕西南路一带——老房子、马路两边高大的悬铃木(最近我仔细观察它们的果球是两个，所以它们是二球悬铃木)、不动声色的小职员。我挺喜欢这里的。这几年来，这里是我重要的活动空间。世上每天发生许多重大事件，有人幸福有人不幸，这里总给人特别的安安静静的感觉，仿佛它有点脱离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