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动融合中强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质效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实施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更好发挥其惠民利企作用。笔者认为，作为宏观调控创新的一项重大举措，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实施与完善，要与信贷资金配置机制有效联动、相互融合。

　　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以下简称两类资金)是市场资金的主体，其配置和使用状态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发展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信贷资金配置机制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得到快速发展和优化。相比较而言，财政资金配置机制的进步与完善则略显不够。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资金过多、过长滞留于中间环节，存在若干显形或隐形的“阻点”“痛点”甚至“断点”，影响资金配置的整体质效。

　　两类资金虽然具有属性上的本质区别，但在配置手段与方法上则存在众多的共同点与结合点。其中，为经济发展与实体企业服务，是二者联动融合的共同目标和基本逻辑。因此，二者的联动融合，既是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的应有之义，又是检验评判这一直达机制质效高低的重要标准。即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本身就是直达机制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双方联动融合的广度、深度和活跃度，直接影响并决定直达机制的质量。

　　回首过往，两类资金配置的联动融合并不理想。总体状态是被动性合作多于主动性合作，缺乏应有的制度性安排、保障与约束。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后信贷资金配置的新体系、新手段与新优势，对财政资金配置机制建设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更多体现的仅仅是资金的划付结算。

　　在联动融合中强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质效，关键要围绕资金配置的最终目标来进行，并从两类资金配置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中统一认识，平衡利益和做优结果。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拓展空间、丰富手段与深化内容上，同步和同向发力。

　　一是要拓展联动融合的空间。受历史和多种原因影响，我国财政资金配置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局限于国有大银行，这种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和情况。比如随着财政资金配置范围和对象的扩大，对中小企业、边缘地区单位甚至特定人群等对象的服务，国有大银行并不再具有物理网点和手段工具的优势。因此，要从制度安排和实际改变上，扩展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对象与领域，采取公开、公正和透明方式，开放式选择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合作，破除“大、小之分”“国有、民有之分”的意识与行为束缚，形成互补与互促相结合的合作新格局，为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实施，提供尽可能多的“支点”。在此基础上，改善和优化财政资金直达的流程，金融机构要改变与财政部门联动融合主要是吸收存款的观念和做法，从技术手段与方法创新上，为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建立各具特色的“快捷通道”，以及“特事特办”的各类创新产品。财政部门则要从源头对接、过程互动和结果评判上，解决联动融合中因为信息不对称、手段不协调等出现财政资金直达中的各种障碍与突出性、倾向性问题。

　　二是丰富联动融合的手段。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的过程，其实还是使用对象选择恰当性与资金到位及时性相统一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财政资金使用对象的确定与选择，除需要通过金融机构增信的少数周转性资金外，金融机构参与很少。因此，实施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要从相互借鉴、错位选择与共同发力中形成新手段和新力量，并以此持续夯实直达机制基础。比如，对于财政资金使用对象的确定，在遵循不同类别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可以参考、借用信贷评估的相关原则和手段，加快甄别选择的速度，为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提供必要和良好的条件；对于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评价，可以结合信贷资金运行质量来进行，动态实施对象优化与额度调整，使直达机制自我完善的手段和方式更为多样；对于财政周转性资金的收回，也可以共用金融机构的手段与资源等。只有联动融合的手段越丰富，对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的保障和支撑力度才越强大。

　　三是深化联动融合的内容。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的联动融合，根本点是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服务，要围绕这一根本点深化联动融合的内容，并持续优化资金直达机制。因此，要坚持联动融合的目标统一。不论是财政资金还是信贷资金的配置，要从谋长远与管当下的结合中来选择，使不同属性资金在解决不同对象、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中发挥叠加作用，形成适应新发展格局的资金配置新内容。同时，要坚持联动融合的资源共享。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在各自资金配置中形成的各种数字信息，除竞争性需要或保密性规定外，可以采取连通的方式共享，对于影响资金使用质效甚至安全的信息，还应建立专门的预警机制，共同矫正和调整影响资金直达机制的矛盾与问题。此外，要坚持联动融合的关系协同。比如，金融机构在清收各类有问题贷款中，要区分情况并采取新老分开的方式，处理好清收有问题贷款与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关系，避免和减少因为个别和局部利益的选择，对直达机制常态化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只有联动融合的内容越深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才越有意义、越具生命力。

　　(杜静系资深财经评论人、原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 杜磊系武汉金控集团资产管理部副部长)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