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稳步崛起，美英等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力度，同时在舆论上进行攻击和造势。 所谓香港问题和2021年以来的“新疆棉”问题就是例子。 美英国际交往起步较早，长期以来基于战略对抗进行舆论攻击。 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熟的模式，包括“增加恶名法”、“重复谎言法”、“叛徒证言法”和“平民证言法”。 《人民法》等，这无疑体现在对中国的各种无端指责和不实报道上。 中国将面临长期、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 需要从战略定位、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资源配置、运营模式、经营手段、人才储备等方面进行调整、优化和完善，逐步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 ，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美英舆论攻击的主要特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美英等国的国际舆论攻击和宣传攻势具有浓厚的战略特征，其操作方式呈现出宣传战和伪专业主义的特征。
1、具有较强的国家战略特征。 美英两国的舆论攻击在议题设置、话语设计、运作模式、实施流程等方面与国家外交战略紧密配合，相互支撑，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战略性。 以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为例。 无论是所谓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所谓贸易战问题、还是军事威胁问题，都是美英媒体配合国家外交炮制的舆论攻击。 美国学者提出了三套遏制中国的战略方案，其中包括“偷猎”战略。 具体方法是通过支持反华势力或在中国内部制造问题，包括支持新疆或西藏的分裂分子来削弱中国。 煽动中国国内动乱。 2021年所谓“新疆棉”问题，就是美国政府在这种思路下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 这也是西方媒体和企业配合美国战略进行的围攻。
2、具有较强的宣传战特征。 所谓“宣传战”，就是在舆论攻击中散布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以达到影响舆论、扰乱舆论、破坏团结的目的。 几十年来，宣传战通常是由具有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背景的智库、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的。 目前，美英媒体对华攻击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宣传战特征，并沿用了很多二战时期针对敌人的宣传手段至今。
3.具有较强的伪专业特征。 美英媒体在舆论攻击中总是披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外衣，看似客观公正地揭露和批评。 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媒体早已被政治劫持，被市场劫持。 他们既没有独立性，也没有专业性。 早在20世纪70年代，哈洛伦等研究者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越战游行的“歪曲”报道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示威与传播：A》案例分析。 示威活动实际上组织严密、秩序井然。 只有少数参与者后来前往美国大使馆，并与警方发生了一些冲突。 “英国媒体的报道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孤立冲突上，描绘了一场总体组织良好、和平的示威活动，结果变成了一场充满暴力的事件。” ”。 如果你研究一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美英媒体在当下的舆论攻击中依然热衷于披上“专业主义”的外衣，通过拍摄角度设计、细节放大等方式来塑造客观报道的面貌。 事实上，他们散布虚假、捏造甚至恶意诽谤的信息，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
美英舆论攻击的常用手段
美国和英国在长期的对外宣传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熟的舆论攻击运作模式。 有学者对1930年代美英的对外宣传进行了总结，总结出了七种常用的方法：一是选择性事实或叠牌法，即只谈论支持者好的方面，或者只说支持者好的方面。对手的不好的方面； 二是光环效应法（闪闪发光的概括法），即使用能够引起受众积极意义延伸的语言； 三是概念转换法（transference），即将被宣传的对象（人、事物或物品）与公众赋予给定价值的事物或人放在一起； 四是平民法（诉诸平民），即通过老百姓的口来说服舆论。 第五是证言法（experttestimonial），与概念转换的技巧类似，但更直接； 六是“跟风效应”，利用人们寻求一致性的心理需要来宣传舆论； 七是选词法（谩骂或标签），即在没有核实证据的情况下，贴上赞扬或贬义的标签，使人产生谴责或赞同的效果。 在近年来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中，美英政府和媒体最常用的手段包括：
1.增加恶名。 恶名的添加和选词有同样的目的。 他们都先发制人地给自己和对手起了一个与本质完全不同的名字。 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1999年对南斯拉夫的侵略称为“空袭”，将“无辜平民的死亡”（deaths of无辜平民）称为“附带损害”等等。 如果你只是通过给对手骂“恶名”来攻击他，那就是“添恶名”。 这是《宣传的艺术》一书中对这种宣传手法的定义，即给一个事物赋予一个不带论证的否定名称。 它会给人贴上不好的标签，让人自然而然地对某些东西产生怨恨。 近年来，美英媒体公开攻击中国，炮制各种“威胁论”，为中国抹黑。 2021年美英媒体对所谓“新疆棉花”问题的舆论攻击中，给中国起的坏名声就是“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 美英政府和媒体已经习惯了给中国贴标签、抹黑名，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还会继续使用。
2.谎言重复法。 美英政府和媒体对外宣传散布谎言是惯用伎俩，尤其擅长自导自演、编造谎言。 早在越南战争之前，美国为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侵略，于1964年8月自导自演了“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设施。越南共和国规模宏大。 当时西方媒体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谴责铺天盖地。 后来美国政府解密的数据显示，这完全是美国指挥和策划的。 此外，2020年，美国和英国政府和媒体在针对中国COVID-19疫情的舆论攻击中还编造了“中国黑客窃取了英国和美国的COVID-19研究成果”等各种不实故事。 2021年所谓“新疆棉花”舆论攻击也是如此，肆意散布“中国通过强制劳动力转移、贫困等方式，迫使新疆数十万少数民族工人手工采摘棉花”等谎言。缓解计划。” 美国和英国媒体多次围绕这些话题编造和散布谎言。 尽管他们极力指责中国，但始终拿不出任何有效证据。
3.叛徒证言法。 上面提到的“叛徒法”，英文直译为“第五纵队”，是一种起源于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宣传手段，即利用内部叛徒或移民散布各种虚假信息来反对当局。 宣传。 美英政府和媒体在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中通常会找到所谓的“异见人士”、“异见分子”、“民主派”，并广泛引用他们的故事或证言。 此外，他们还热衷于利用一些反华学者的所谓研究成果和报告。 这些所谓的“证词”或报告大多是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购买的有偿劳动力。 在2019年以来的香港动荡中，这种“叛徒作证法”被美英媒体频繁使用。 在2021年的所谓“新疆棉”事件中，一位名叫徐秀忠的澳大利亚华人备受关注。 此人记录不良，靠反华辱华在西方社会生存。 他还为美国和英国政府和媒体提供了很多东西。 “证词”、“证据”和“故事”。
4.百姓的法律。 老百姓的法律，就是通过老百姓的嘴来说服舆论。 美英媒体在国际舆论攻击中火上浇油，进行片面概括，然后放大自己的观点、证据和有效性。 美英媒体一直热衷于利用一些不明真相、被欺骗的普通民众甚至儿童的故事和情感，来达到恶意攻击中国的目的。 在2021年围绕“新疆棉花”的多起舆论攻击中，CNN频频用“平民”讲故事，其中包括对新疆马木提、阿不力克木家庭的“报道”，通过诱导提问和巧妙剪辑，记者利用了无辜的孩子们这两个维吾尔族家庭，意图指责中国政府“骨肉分离”。 这种方式在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中屡屡被使用。 有了普通人的“证言”，编造的故事的可信度就大大增强了。 这种方法的核心策略是利用平民缺乏新闻采访经验、容易被提问者误导的特点，从而编造符合其意图的新闻。
应对外部舆论斗争的策略
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的整体实力显着提升，国际舆论斗争的经验也不断丰富。 但总体而言，中国的舆论斗争仍处于守势，常常要面临“造谣辟谣”的被动局面。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舆论较量的升级，外部舆情斗争工作迫切需要进行战略调整和优化。
1、增强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主动权，打乱美英议程设置的节奏和布局。 外部舆论之争就像军事战争一样。 需要战略布局主动、先发制人。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和工具来应对“白色宣传”（即客观报道）、“灰色宣传”（即信息的正确性难以辨别）和“黑色宣传”（即信息的准确性）很难辨别）来自美国和英国。 散布虚假信息、谎言、捏造信息、欺骗、无信息来源的）。 中国对外传播总体布局以“白色宣传”为主，缺乏强力压制和主动反击“灰色宣传”、“黑色宣传”的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 比如，中国学术界需要有效对冲美国学术界的“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实际上是一种晦涩难懂的“中国威胁论”。 亨廷顿甚至提出西方国家以“文明冲突”为旗帜，离间儒家文化国家和伊斯兰国家。 对此，中国学术界必须保持足够警惕，不要成为“传声筒”。 此外，中国必须重新加强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建立健全应对“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的能力体系，有效扰乱西方议程设置的节奏和布局。 。
2、强化国际舆论斗争中的话语能力，反击美英舆论攻击中的虚伪价值观。 舆论之争本质上是话语合法性之争，需要根据自身的价值分配体系发明新的意义概念，或者对原有意义概念的意义进行再创造。 在舆论之争中，中西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的差异是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障碍之一。 当前，美英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主要基于“民主”、“人权”、“自由”等所谓西方价值观。 例如，2021年3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主持的网络媒体吹风会上，BBC记者提出的问题就具有代表性。 记者说：“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害怕香港？” 民主？”一些国内媒体在使用这些概念时需要更加严谨。例如，我们媒体2021年3月的评论称：“2020年，西方民主政治遭遇‘滑铁卢’。 21个病例中，新增冠状病毒病例数超过100例。在这1万个国家中，有18个是民主国家。 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七国集团”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按照这一说法，中国已经成为“民主”的对立面。中国对外舆论斗争的话语表达必须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加强价值观和话语生成的观念转变，在充分研究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价值观、中国立场的话语体系，不断增强能力反驳西方虚伪的价值观。
3、优化国际舆论斗争的新闻模式，对冲美英舆论攻击中的伪专业主义。 美英媒体虽然标榜“专业”，但本质上追求商业化。 他们惯于制造噱头，也善于炮制假新闻，通过报纸销量、收视率等方式吸引受众注意力，换取经济利益。美英媒体在攻击中国时，充分利用了这些“成功”手段。 ”的经验和模式，披着“专业”的外衣，炮制出能够引起公众关注和市场反应的“假新闻”和“噱头新闻”。 比如，为了标榜新闻的自由和客观，美英媒体总是热衷于“在舆论攻击中国时选择第三方消息来源，而这些消息来源都是有‘议程’的人”。 《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第三方来源比例分别为42%和33%。 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对中国抱有某种偏见的政党或政客，这些党派人士不会浪费时间谈论中国。 制定某些抹黑中国的“议程”。 中国对外传播的舆论斗争，需要优化新闻模式，尤其是如何吸引国际受众的关注、产生国际影响力，提高事件创作能力、新闻策划能力、传播运营能力。 中国媒体要迅速适应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和斗争特点，不断提高“向洋学、练洋术”的能力。
4、完善国际舆论斗争运行机制，突破美英舆论攻击围困。 当前，美英两国政府和媒体往往采取联合多国家、多领域、多行业、多媒体的方式，形成包围圈效应，合作造势对华舆论攻击。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际舆论斗争基本局限于外交和媒体领域。 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近年来逐渐形成“大外宣”格局，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运行管理体制仍存在不少问题。 具体表现为：没有形成真正的集团化管理，无法形成合力； 资源潜力未充分发挥，优势未充分发挥，政府综合战略指导难以落实； 管理成本高、效益差，进一步发展后劲不足； 等等。 对此，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中国仍需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运行机制，充分调配和有效利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属性的资源。 同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国际资源储备，通过结构调整和流程重构，积极打破美英舆论攻击中国的布局。
中国国际交往的出发点之一是促进国家间相互了解，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促进世界和平共处、和谐共处，而不是攻击其他国家。 然而，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交往却秉持完全相反的理念。 他们将中国视为对手，基于二元对立思维进行舆论攻击。 可以预见，中国对外传播将面临长期、激烈的舆论斗争。 需要从战略定位、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资源配置、运行模式、运作手段、人才储备等方面进行调整、优化、完善、不断强化应对舆论攻击的实力和能力，逐步提高反击技巧和手段，为我国外交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5）的阶段性成果。
（李宇，《对外通讯》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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