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中的铁军（上）（南昌百里健行）南昌起义中的铁军将领，

一、楔子

南昌起义，打响了我军的第一枪，从开始时轰轰烈烈的胜利，到三河坝分兵之后的流散，最后由朱德，陈毅领导八百革命星火转战湘南，最后乐成领导数万农军上井岗，并从中走出无数共和国元勋。整个过程风起云涌，成败得失耐人寻味。

而其中原属叶挺部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二十五师，被时任顾问长的刘伯承评估为军、政双强，他们在起义中饰演什么角色，在起义失败后又分别是什么结局？

本文便试图复盘一下南昌起义时，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细节，特别是三河坝退却之后，二十五师等南昌起义余部转战湘赣边的经过。通过整理这些散落在差别史料中的点滴，让读者了解我军初创时的艰辛和不易。

二、激昂的序曲——到场起义去

1947年，也就是南昌起义的20年后，已经成了林总的林彪在《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里说：

“除了平时的政治与军事教育外，队伍优良的战斗作风的建立，最主要的是靠实际锻炼。好比不能打大仗打恶仗的队伍，打几次打仗恶仗后，就学会了。不能走路的队伍，来几次急行军强行军就能走了。不能强攻死守的队伍，来几次强攻死守就行了。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勇猛果敢迅速顽强的作风是很高的。这种作风主要在于政治的原因外，也来源于叶挺同志的独立团。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红军的作风都受了叶挺独立团影响。北伐时期，他们是一贯的急行军强行军，其时从广东一直打到武昌，都是他们的急行军打先锋，所以队伍拿上去就很猛，打死仗打硬仗，其时他严格执行了纪律。他们在纪律上是很严格的。队伍除了主要以政治教育外必须加上纪律，才气把队伍逼出来。记得其时在武昌打杨森，中央政治学院的学生请他指挥，学生固然不能打仗，就有退下来的。其时他严格执行了纪律，逼得各人前冲，结果把仇人冲毁了。叶挺的纪律很严，所以队伍拿上去就很猛，这样干下去，就逼出作风来了。所以队伍领导人的作风，对于队伍作风是有直接影响的，队伍指挥员的性格怎样，他的队伍的作风亦会怎样。所以各级指挥员必须特别注意从实际中锻炼队伍的作风。”

这里提到的在武昌打杨森，指的就是1927年5月中旬，留守武汉的叶挺队伍把趁着二次北伐武汉空虚的时机，试图袭取武汉的夏斗寅、杨森和刘佐龙队伍逐出的战斗。

其时从军校到军队无缝入伍、只有7个月军龄的73团3营7连连长林彪，跟着大队伍正在到场上蔡战斗。留守武汉的只有新组建的72、75两个新兵团，和由学生兵们组成的中央独立师，但正是凭着叶挺严格的纪律，守住了武汉。林连长虽然没有目睹这场战斗，但这勇猛果敢迅速顽强的战斗作风却是他熟知而且高度认同的。

为何如此说？因为林彪其时所在的73团，其根基就是素有铁军名号的叶挺独立团。而后来扩编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三个团（70，71，72），和与73团同属第四军二十五师的74，75团，全都是从73团抽调干部，而后招募新兵，再加上一次北伐时留下的伤病号归队组建而成。72团和75团的新兵们打完这一场恶战之后发展成熟了。

“哪个队伍作风好，新身分的进去亦能变好，哪个队伍作风欠好，老身分的进去亦能学坏。”林彪从刚结业就被编入还未扩编的叶挺独立团做见习排长，也是在这样的作风下迅速成熟，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主力连长，在一年之后的湘南起义中屡立奇功，挣下军旅生涯第一桶金。

陈毅也非常欣赏这支北伐中的铁军，数十年后他如此赞誉道：”七十三团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从1925年就建立了。这个团的前身，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最精彩最有功绩的队伍......从1925年建立后，这个团从没有打过败仗，第一仗在攸县，就把北洋军阀打得落花流水......第二仗是打汀泗桥的胜利，第三仗是攻克武昌的胜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以后在河南打郑州，克开封，威名远著。”(《我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日子里》1952年6月14日)

南昌起义中的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都是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来，本是同根生。如果将他们相比为大树的两根枝丫，那么73团就是这棵大树的根系，哪怕后来遭遇不测风雨，只要有一条根须还在，就能在风雨中重发新芽。

如上表所述，二十五师在到场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是一支作战力和同志力量（既党、团组织力量）双强的骨干劲旅。但南昌起义当天，二十五师并不在南昌，而是驻扎在距离南昌一百余里的九江马回岭。八月一日起义获胜之后，才由73团团长周士第带队出发，于越日一早抵达南昌。

二十五师三个团中，主力73团是独立团老底子，自团长周士第以下早已做好准备，趁着11军军长张发奎25师师长李汉魂都不在，整建制（含三个营和机枪连、特务排、担架排、通讯班）起义，75团是独立团直属队扩编而来，也有起义之心，除了团部未动，一营长孙一中一口气拉走了三个营，74团非我方力量，但团顾问长王尔琢是共产党员，带着他的同学兼老乡袁崇全的重机枪连，一起到场了起义。

赶赴南昌的途中还发生了一起戏剧性的插曲，即八月一日起义之后，周士第带队前往南昌，张发奎听说自己所部两个师（24，25）全部起义，也正急冲冲坐火车往回赶。冤家路窄，只带了卫队的张发奎和与殿后的73团相遇了。狭路相逢勇者胜，起义队伍直接向张发奎所乘火车开火，逼得老领导不得不跳车逃跑，灰溜溜步行回去。

8月2日的南昌，已经是一座被乐成夺取的都会，洋溢着革命的激情。起义军用的还是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天旗，番号也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佩戴了红领巾用来分别起义前后。二十五师没能赶上起义，但红领巾还是轮得上统一佩戴的，在此招兵买马，重新整编。二十五师得到七八百名青年增补，和原74团带出来的那个重机枪连一起，合编成了新74团，新是新了点，好歹也是齐编满员的队伍。升任二十五师师长的周士第手里终于有了接近三个整团，意气风发。

夺下了南昌之后，革委决定起义军全部南下，前往潮汕，以便夺取出海口，获得苏联的国际援助。这个想法在后来看来是不明智的。朱老总回顾当年时说，“假如其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自己，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也说，“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差别，而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但对其时稚嫩的党和军队来说，却是相当自然的，1927年的中国，最具革命氛围的是广东，到广东得到农军的支持和加入，并获取苏联的军火接济，实在是无法抵挡的诱惑。

三、希望的行军——从南昌到会昌

8月2日起，起义队伍陆续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为制止与敌重兵决战，决定取道江西东南部山路入粤，选定行军路线为南昌-临川-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向寻乌，而后夺取东江再下广州，在广州建立革命根据地。从南昌到寻乌共计约1200里路程，以二十五师为后卫，计划2日从南昌出发，26日在寻乌集中。

然而纸上的计划是美好的，真实的行军却是暴虐无比。

不光实际出发日期便从2日延后了一天，酿成3日才开始出动，而且行军条件又极其恶劣：

“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沿途全无农民运动，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乱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弃，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1927年10月《李立三陈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沿途抛弃枪支大炮无数，死人亦多”（1927年10月《张太雷陈诉——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由南昌至抚州，本规定四日到达，乃江西门路非常长，每日虽云走六十里，合之川黔门路不啻有八十余里之远。兵夫因负担太重，沿途倒毙者甚多。又卫生队无人挑卫生质料，以至病者无药，死者无人安埋。“（1927年10月《周逸群陈诉——关于南昌起义问题》）

”每人除驳壳枪及子弹外，还背了两支步枪，两百多发步枪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六十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8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七八十华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1979粟裕《南昌起义前后片段》）

蔡廷锴和他的第十师原本就无意起义，只不外不小心被裹挟在内，到了进贤挣脱监视，便带着第十师扬长而去。起义队伍瞬间减员5000余人，而且还属作战力强的一档，对军心的打击可见一斑。

叶、贺算是革命意志坚定吧？但十一军二十军也一样逃亡。十一军的顾问跑了，二十军更甚，顾问长陈裕新和整个第五团（约700人）直接半路开溜，拖枪投唐生智去也。

这种状态下的行军，固然不可能根据计划表那样如期履行，到8月26日，起义队伍才刚刚到达距离寻乌还有280里的瑞金（如下图）。

此时，被起义闹了个措手不及的李济深也已准备妥当，调了钱大钧三个师加上增补团一共十个团9000余人，集结于会昌一带，黄绍竑约七个团也是9000余人集结于白鹅墟附近，协力堵击我军。此时我军的主力叶、贺两部加起来总共只有13400，还不全是战斗军力，于是前委决定趁两敌尚未集中时各个击破。

担当后卫的二十五师刚到瑞金就接到命令，让他们和同属叶挺部的兄弟二十四师一起进攻会昌西北。然而，二十五师连夜出发，却不幸走错了去洛口的路，已到了洛口附近才发现，迟到的二十五师成了将要再次迟到的二十五师，只好互相敦促着掉头兼程赶路。这就是没有个“活地图”的害处吧？

队伍赶到南山岭，战斗早已打响，二十五师立刻领受任务，打掉“后来才发现“被敌兵占领的山头。此时队伍已经相当疲劳，但作战任务紧迫，党团员先作为模范动员起来，快速行动。以73团为主力血战夺下阵地，又趁黄绍竑队伍正在赶来之际，掉臂一整天没用饭喝水，猛攻会昌城。

根据刘伯承的记录，”好在叶挺方面军队质量较好，又迫于前后皆敌，死力奋斗，得于八月三十日午后五时，攻入会昌，并派兵尾追至筠门岭。“

二十五师战士们饿着肚子乘胜追击钱大钧，赶得钱大钧连轿子都丢下了狼狈而逃，终于胜利占领会昌城。钱大钧部虽然被三去其二，只剩下三千余人，我军也付出不少代价，根据刘伯承的记录，“叶挺军（即二十四、二十五师）伤亡自己官兵约一千人，以我们同志为最多。贺龙军伤亡自己官兵约七百余人，也是我们的同志最多。”

回顾整个战斗过程，若是行军足够迅捷，完全根据原计划进行，仇人根原来不及集结，应该不必付出如此代价。